长江口亚三角洲：一块宝地正长出
（2011.03.07《 国际金融报 》徐冲）
编者按：
2011年初，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陈吉余教授正式率先提出了长江口亚三角洲的概念，在学术界内形成强烈反响，引起有关院士和专家的积极呼应和认真思考。将这一概念和研究成果付诸实践，有可能极大地丰富上海未来发展的战略空间，为上海缓解土地资源、港口资源等方面的战略性困难，提供了一条极富创意的解决途径。本报现邀请90高龄的陈院士以及其研究团队中的几位同事，深入探讨这一战略性话题。
何谓“长江口亚三角洲”
记者：陈院士，谢谢您接受《国际金融报》的独家采访，就您提出的长江口亚三角洲概念，以及这一概念所蕴含的自然科学、工程学以及社会经济方面的意义，进行深入的探讨，也谢谢华东师范大学的三位教授罗祖德先生、何青女士、徐长乐先生的参与。
陈吉余（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大教授）：大家都知道有个长江三角洲，怎么我想出一个“长江口亚三角洲”呢？有两条理由，一是国家的需要。上海的发展、长江三角洲乃至沿海经济的发展，都需要一个战略性的新空间、新支点。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应是我们的天职。二是自然条件的变化。随着长江口河势的变化，形成长江口亚三角洲的自然地理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如果我们辅之以一些人工手段，比如建设一个人工岛，促淤吹填，浅滩成陆，就能大大推动长江口亚三角洲的形成进程。一旦成功，这可是一块百年难得的发展宝地。
记者：您提到长江河口河势有变化，这可能是形成长江口亚三角洲的关键性基础，您能否给我们“科普”一下？
陈吉余：您一下子抓到了问题的关键，的确是这样。
千百年来，在上游来水来沙和海潮顶托、海水上溯、淡咸水交汇等的共同塑造下，长江口由两岸沙嘴（南汇咀、启东咀）控制，浅滩沙岛淤积填充其间，目前长江口里就形成了崇明岛、长兴岛、横沙岛等岛屿，它们分割长江来水来沙，形成了“三级分汊、四口入海”的极其复杂的格局（长江口被崇明岛分为南支、北支；南支又被长兴岛分为南港、北港；南港又被九段沙分为南槽、北槽。即崇明岛、长兴岛、九段沙进行“三级分汊”，并由北支、北港、北槽、南槽“四口入海”。其中，长兴岛和横沙岛南侧、九段沙北侧的长江口水域被称为南支—南港—北槽，是长江口的主航道。编者注），河床河势变化不定，作为主航道的南支—南港—北槽也深受拦门沙等之困扰，航道天然水深只能维系6米，大船进不来出不去，难以发挥长江黄金水道应有的功能与作用。
为此，从1998年至2010年，政府下大决心花巨资实施了长江河口南港—北槽深水航道一共三期工程，建成了两条向河口外伸各近50公里的导堤（过去，仅靠自然作用，长江口一年只能向外延伸40米至150米），这一强大的人工干预行动，极大地改变了长江河口原有的动力结构。作为这一改变的响应，长江河口的沙场、流场、盐场以及河势都随之出现了新的变化，形成了“依托北槽，中间突出”的河口新态势。由此，长江口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育和发展阶段。在这个深水航道两侧及口外，阴沙成陆速度正在加快，如果利用疏浚出来的泥沙弃土吹泥上滩，将会更加快这一进程，另外，在口外深水域建一个人工岛，与原有的横沙、长兴岛一起，有可能形成一个约500平方公里的河口串珠状岛群，这就是长江口亚三角洲，这块地方的用处可大了，可以建新的现代化城区、可以建深水大港。
记者：我听懂了。通俗地讲，就是河口变化了，由河口孕育的三角洲也应该有变化，具体到长江口，就是将“繁衍”出一个“儿子级”的三角洲——长江口亚三角洲。这是块宝地，对于寸土寸金、寸港寸金的上海来说，更是无价之宝。
这个概念站得住脚吗
罗祖德（华东师大教授）：法国科学家巴斯德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这一真理再一次在陈院士“发明”长江口亚三角洲这一概念的过程中得到验证。陈先生从事河口海岸研究与实践６０年，长江口的地形地貌泥沙水文等演变历史尽在胸中，这正如他常说的“要摸透它的脾气”，陈院士的目光几十年来都盯着长江口的变化。可以说，他提出这一大胆设想，“准备”了６０年，无论这个概念今后的社会经济应用命运如何，陈院士这一学术创见以及其背后闪耀的科学求索精神，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今天，陈先生在90高龄之时提出这样一个崭新的概念，催人奋进，发人深思。
记者：谢谢。您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概括了陈院士这一发现的意义，也让我们更加认清长江口亚三角洲这一概念的来之不易，它是一个极为大胆的学术创见，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之作，是有深厚的学术积淀作为基础的。
何青（华东师大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教授、博导）：陈院士刚刚讲的，在流域和海洋双重挑战和强势人类活动影响下的长江河口，其动力场、泥沙场以及河势都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我们以横沙东滩为例，位居长江口门中部、北槽深水航道北侧的横沙东滩，拥有着广袤发育的阴沙和边滩，-2米以上潮滩面积达284平方公里，成陆的泥沙基础良好。过去由于受较强的风浪剥蚀、水动力条件复杂，涨落潮流冲淤不定，泥沙稳定性差，致使近百多年来非但没能向外生长扩张，反而有所退缩。北槽深水航道建成后，横沙东滩水域的水情水势出现了很大的改变。在北槽航道北导堤的依托下，这里的水动力条件明显减弱，浅滩得以向口外加速“生长”，促淤成陆的效果十分明显。
目前，上海市有关产业部门已在横沙东滩实施了5期围堰造地工程，新增了不少岛屿面积，现正着手开展第六期围堰工程。这样，通过吹填、促淤、造地的综合措施，预计在若干年的时间内，横沙东滩有望形成150－200平方公里甚至250平方公里的新增岛屿面积，势必成为未来长江口向外海中部突出的核心与中坚。
仅仅是几处新增岛屿吗
徐长乐（华东师大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导）：我听到陈院士的这个“发明”后非常振奋，如果这些新增岛屿长在茫茫的大海，也许意义不大，有时候反而碍航。但如果长在上海、长在长江口，那将是宝中之宝，社会经济意义不可限量。
罗祖德：长乐教授的评价是客观的。河口，是流域之汇，海洋之源，更是人类强势活动的直接承受体。长江是哺育中华民族的乳汁，长江黄金水道是维系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兴旺发达的生命线，而长江河口更是孕育上海近代崛起与成长的摇篮。即使在网络时代、信息时代，以及今后还将出现的什么新时代，长江河口始终是上海的重要命门。因此，长江河口发生的新变化，应该引起民众特别是学术界和决策者的高度重视，有些变化是渐进的、甚至在当前是不明显的，但是对于上海的未来却是非常重要的。凡是预则立,不预则废,现在大有必要对长江口的自然地理变化以及由此触发的社会经济效应进行系统观测调查与综合研究。早一步，海阔天空；晚一步，步步被动。
徐长乐：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是上海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面临的一个难题。比如土地资源，上海现在人均耕地面积、人均土地面积都非常少，经济密度、人口密度都非常高，迫切需要新的战略空间，如果长江口亚三角洲在１０到２０年来连同原有的长兴、横沙两岛能够提供500平方公里的新增土地乃至新增城区，这接近新加坡面积的80%，是上海现在市域面积的近8%，那将是一笔无法限量的财富。再比如港口资源，上海也是非常缺乏，所以才有洋山港的建设和发展模式。即使如此，上海仅有洋山港也不够，舶舶大型化的趋势愈演愈烈，伴随油价上涨和贸易扩大，第六代、第七代集装箱船，30万－40万吨级的散装船正成为海运新宠，而这些船在洋山港以目前的16米水深无法接受停泊。
但是，如果大力推动长江口亚三角洲的发育与开发，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首先，阴沙浅滩成陆的速度会大大加快，如上所述，乐观的估计是形成一个约500平方公里的岛屿群，这对于上海开辟新的战略空间，形成新的战略产业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其次是可以造就一个国际深水大港。按陈院士的设想，可以在长江口外15米-20米水深处建设一个约40平方公里的人工岛，通过隧桥加以连接，就可以形成一个同时拥有深水航道和深水岸线的深水大港。
据研究，建人工岛的泥沙部分来源于现在深水航道疏浚出的泥沙弃土，部分来源于长江口丰富的泥沙资源，总之，沙源比较充足。现在，由于三峡工程等的建成以及长江沿岸水土保护的成就，到达长江口的泥沙已经由过去的每年4.8亿吨减少到现在的每年1.5亿吨，这一变化从另一方面提醒我们，泥沙资源也将变得越来越宝贵，应该加以更好地利用，不能让它白白流入大海。
人工岛会造成人地关系失衡吗
记者：陈院士提到了形成长江口亚三角洲中的一个环节，即建设人工岛，我理解这个人工岛有几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可以作为建设深水大港的基地依托，二是可以接纳部分泥沙资源，与深水航道的日常性挖泥疏浚工作形成良性循环。三是人工岛本身会对于长江口的沙场、水场等动力条件造成一定影响，疑问也产生于这里，它会不会对长江口的人地关系造成消极影响？
陈吉余：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任何一项工程都必须在事前进行认真的综合的研究，把利害得失分析清楚，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会贻害后人。在长江口外建设海上人工岛的设想，我思考了很久，最早于１９９1年提出过，但由于当时条件不成熟就搁浅了。现在，长江口深水航道通过５０公里长导堤将长江口距２０米水深的距离，从过去７０公里缩短至现在约２０公里，按纯粹自然进程，这一过程可能要３００多年（５０公里／１５０米＝３３３年）。简单概括就是，离长江口近了，沙源有保障，水流和水深等条件都有保障，所以，建设人工岛的条件已经水到渠成基本具备，只要科学调查、科学设计、科学施工、科学应用，是能获得成功的。建设人工岛也好，推动长江口亚三角洲发育和开发也好，科技因素在其中占据极重要的地位，这是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具体地说是转化为土地、转化为深水岸线的一个生动例子。我相信，只要筹划得当，我们既能让一块宝地更快地长出来，又能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
何青：神户人工岛于1966年开工，为适应神户港经济贸易不断发展和港口货物吞吐量日益增长的需要而建造；2001年迪拜开工建设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岛群。30余年来，以日本、新加坡和美国为主，以港口、机场到旅游多目标的人工岛建设成功先例已经不胜枚举。
陈吉余：虽然，长江河口有其特殊性，只要我们认真科学地进行调查研究，充分做好前期工作，以我国的研究实力和经济科技实力，完全能做好这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老航海人”陈吉余九旬勾画“后浦东” （2012.07.23《新闻晚报》俞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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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在炎炎夏日回到家中，惬意地喝上一杯优质的清水时；当你通过现代气派的浦东国际机场，飞往世界各地时；当你在周末乘坐私家车，和家人一起驶过南隧北桥，上崇明岛度假时，你是否知道，这一切都得益于一位老科学家？他在青草沙水源地寻址、浦东国际机场选址和南隧北桥方案的建议上，为上海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 60年来，他践行自己“服从真理，揭示自然，承担重担”的理想，取得了一系列造福世人的科研成果。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研究院教授陈吉余。
近日，记者来到华师大丽娃河畔，见到了91岁高龄的陈院士。老先生一头白发，气色很好，拄着拐杖能独立行走。在近三个小时的采访中，他侃侃而谈，没有一丝疲惫的迹象。
涨落起伏的潮水、细软难走的泥滩……大江大河的入海口，是陈吉余一生最牵挂的地方。“我和长江口打了50多年的交道，我是亲眼看着它如何变过来的。为什么要这样变，将来会怎样变，我心里有个谱。就像老的航海人，从水里捞出一块泥，手里摸摸、嘴里尝尝，就知道在什么地方了。 ”陈院士的话语里，透着智慧和自信。
【“讲真话”是他的人生信条】
大科学家李四光提出“杭州冰川学说”，他质疑
——他说，我有质疑应该提出来，科学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杭州冰川学说”因此没有继续发展
面对记者，这位老“航海人”讲起了他的身世。
陈院士说：“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亲人是祖父。 ”他的祖父陈百川是清朝的举人，后被公派到日本留学。学成归国后，陈百川在家乡出资创办了一所小学——百川小学，陈吉余当年就在该校就读，年幼的陈吉余在那里第一次展露了他的地理学天赋。当时，祖父在他的床头挂了一幅中国地图，“我每天一有空，就看这幅地图。”在玩儿的过程中，当时全国2000个县的名字，陈吉余几乎都记得。
抗战全面爆发后，陈吉余为了继续求学，一路辗转来到湖北沙市，就读于江苏多所中学组建的联合中学。在重庆，他读完高中，考取了浙江大学史地系。当时的浙大，地理学大师辈出，竺可桢、张其昀、叶良辅……他们的精彩讲课和人格魅力，让陈吉余对地理这门学科愈加如痴如醉。
对陈吉余影响最大的老师是叶良辅教授。这位地质学家虽然身体不好，但仍然带学生去野外考察，指导他们研究地貌。 1946年，叶良辅还让陈吉余参与钱塘江地质调查项目，把他领进了河口海岸学这一研究领域。 “所谓河口海岸学，就是研究在海陆相互作用条件下，河口海岸的演变规律和河口海岸的生态环境。 ”陈院士解释道，“河口海岸是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的前沿，所以这门交叉学科对国民经济、国家安全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
在浙大求学期间，陈吉余还与李四光有过一段师生之谊。
陈院士回忆说，那是在他写学士论文期间，他来到贵阳的贵州地质矿产测勘处，研究当地的山地地形，恰巧李四光也在那里。听说这个学生是研究地形的，李先生便带他在那一带考察了一天，并借给他一本自己写的尚未出版的书《冰期之庐山》。 1947年，李四光来到杭州，带浙大史地系的师生进行了地形考察，提出了他的“杭州冰川学说”。然而，年轻的陈吉余对这位大科学家的学说并不认同，他撰写了一篇论文《冰川置疑》，指出这个理论的论据存在不足。结果，这篇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杭州冰川学说”也就没有继续发展下去。
谈起这段往事，陈院士感慨地说：“浙大的校训‘求是’对我的影响很大，求是就是求真理，科学研究如果不求真理，服从权威，那不就成了伪科学吗？所以科研人员要敢于讲真话。当年，对于李先生的学说，我想我有质疑总是应该提出来，科学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 ”
决策部门将松浦大桥一带定为新水源地，他反对
——他说，那里的江水中出现不利健康的成分，我们要对全市人民负责啊！青草沙可以成为未来水源地
在陈院士看来，“我们搞科研的人应该在深入调研、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把真实的情况向上面反映，不能有半点私心杂念，也不能在反对声浪中退缩。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上海水源地争议问题上，他坚持的正是这个原则。
1989年，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了高级顾问委员会，李国豪、谢希德、谈家桢等一批知名科学家加入，为上海市重大问题的决策提供参考意见。高顾委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饮水，因为当时上海的黄浦江污染比较严重，自来水水质不佳，寻找新的水源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作为高顾委委员，陈吉余提出了向长江引水的观点，高顾委一致同意，上报市领导部门。
然而，这个方案很快遭遇反对意见。原来，当时相关决策部门已基本决定，将黄浦江上游的松浦大桥一带作为新的水源地。对于这个方案，陈吉余很不认同。 “那时候，上海的污水回荡已经到闵行了，再往上就会到松浦大桥，而上海、江苏交界处的淀山湖也已出现污染。继续选择在黄浦江上游取水的风险不是很大吗？而且我们检测发现，松浦大桥一带的江水中已出现对人体健康很不好的物质成分，我们要对全市人民负责啊！ ”
于是，经过陈吉余等人的论证，市科协高顾委将长江取水方案提交给了市领导，两种观点的交锋就此展开。由于在黄浦江上游取水的方案已基本确定下来，在争论中，高顾委是不折不扣的“少数派”。 1990年春节过后，陈吉余和翁史烈、马远良两位教授一起作为高顾委的代表，参加了市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那时我在锦江小礼堂讲了15分钟我们的观点，一讲完，反对意见就出来了。 ”陈院士回忆道，“有个专家把装着厚厚一叠资料的皮包在台子上一摔，说‘这个问题我不比你清楚吗？ ’”
1990年4月，在松浦大桥一带取水的方案还是获得了通过。但那年夏天黄浦江大旱，污水上移，回荡到松浦大桥那里。陈吉余派助教去调查，发现取水处的鱼和底栖生物全死了。于是，拍照取证，写报告，他继续向市里反映情况。
“说真的，那段时间我受到的压力很大，一些人讲，陈吉余又跳出来了！不过在学术界，我的观点还是得到很多人认可的。 ”压力之下，陈先生继续研究向长江引水的问题。 1990年10月，在上海市科协组织的上海市引水水源讨论会上，他提出了“干净水源何处寻，长江河口江中求”这个论断，指出长江河口江心部位的冲积沙洲 ——青草沙可以成为上海未来的水源地。
令陈院士感到欣慰的是，在1992年市科协高顾委第二届专家组的成立大会上，他听到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徐匡迪在讲话中这样说道：“事实证明，高顾委提出的向长江引水的建议是正确的。 ”
如今，青草沙水源地工程已经竣工，取自长江江心的优质原水惠及上海的千家万户，为这座国际大都市的供水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1969年崇明治深潭，冒着“反革命”风险，他直言
——他说，一整夜思想斗争后还是决定履行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他的方案节省了200多万元经费
在科研生涯中，陈吉余一直把“讲真话”作为他的人生信条。有时候，敢不敢直言真相，是对科学家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考验。
1969年，崇明的施翘河前的长江底出现一个深潭，深度达到51.5米，由于崇明电厂就在附近，一时间人心惶惶。上海市很重视这件事，拨了 250万元用于深潭治理。那时的250万元，可是一笔相当大的经费。然而，已经夺权的革委会组织的人员对深潭研究了半年，也没能拿出解决方案。无奈之下，他们叫来了陈吉余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陈先生分析了三天后认为，深潭的发展趋势已经稳定，只要对北面的丁坝进行加固就行，不必大动干戈。
“这是我的科学分析结论，但敢不敢把这句话讲出来，是另外一个问题。要知道，万一深潭的威胁加剧，那‘反革命’罪名我就逃不掉了。 ”当时，陈吉余的处境相当困难，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是华师大地理系的重点批斗对象，大热天被逼在太阳底下下跪，在校园里扫地拖地板……吃了很多苦头。
在这种政治环境下，真话是说还是不说？在做了一整夜的思想斗争后，陈吉余还是决定履行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把真相说出来。他把自己的分析结论写成报告，交给了市水利局和崇明革委会。最终，方案得到通过，丁坝加固只花了40万元，为上海节省了200多万元财政经费。
【勾画“后浦东”是他晚年的思考】
他为浦东机场选址潮滩还为鸟儿建九段沙乐园
上世纪90年代，在浦东国际机场的选址问题上，他建议把机场建在海堤外的潮滩上，这样可以为上海节约大量土地，而且不会对周边居民区造成噪音污染。 “发达国家建机场也遵循这个思路，比如美国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就建在海滩上。”为此，并未参与机场选址工作的陈吉余写了一封信，交给了时任上海市长的徐匡迪。一周后，他就接到通知，说有关部门认可了他的建议，表示堤外的滩涂要充分利用。
这项建议绝对是“金点子”，机场场址由此向东平移640米，可少征农田约7488亩，少征农田后增加了滩涂填土费用，两者相抵，陈吉余的建言相当于为国家节省投资3.6亿元人民币。
在该建议得到采纳后，陈吉余又提出，机场占用的堤外湿地是鸟类国际迁徙路线上的一个重要“驿站”，既然把这块地占了，就应该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种青引鸟”，作为对鸟类的生态补偿。“
我们做河口研究的人，不能只管人，不管自然，要追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造机场把鸟赶跑了，就得为它们另安排一个去处。 ”陈院士如是说。
这个为鸟儿着想的建议也得到了采纳。于是，陈吉余开始主持“九段沙生态工程”，和其他研究人员一起，将芦苇等促淤植物引入这个长江口新生成的沙岛。如今，水草丰茂的九段沙湿地，已成为鸟类迁徙路上的一个乐园。
“三倡”全国海岸带调查，是他提出建“南隧北桥”
在评价自己一生的所有成果时，陈吉余认为，“全国海岸带调查，是我人生中从事的最大一件事。 ”
1979年初，当拨乱反正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时，陈吉余来到国家科委二局，向庞文华局长提出了开展全国海岸带调查的构想。此前，陈先生分别在 1959年和1963年两次提出这一构想，但都没有做成功。这次，他的心情更迫切了。全国海岸带调查的目的是什么？能取得怎样的成果？应该如何开展？陈吉余说得如数家珍。 “海岸带调查是这么回事啊，好，你回去写一个报告，我帮你送到国务院。 ”庞局长表示支持。于是，陈吉余在同年2月写出了一份建议开展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调查的报告，不久就得到了国务院发文。同年5月，全国海岸带调查温州试点项目正式启动，陈吉余出任调查队队长。
从1980年到1986年，此次大调查历时七年，前后共有2万人参加，为我国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系统的科技资料。海岸带调查后，陈吉余在报告中写下了这样的建议——打造“南隧北桥”。在上海市海岸带综合报告中则提出：在芦潮港建立城镇。如今，这两个前瞻性方案都变成了现实。
谈到“三倡”全国海岸带调查的心得，陈院士说，做科研必须要有全局观、综合观。在他倡导的全国海岸带调查中，共有15个专业的研究人员参与，对这么多专业，陈先生不可能样样精通，但他拥有的是宏观的视野，能敏锐地判断出各项专业调查在整个项目中的地位和价值。 “这就叫系统科学。地球是个系统，河口海岸也是个系统。 ”陈院士觉得，这种系统科学的眼光，是如今很多科研人员所欠缺的。
他正勾画海上人工岛打造长江口亚三角洲
如今，虽然年过九旬，但陈吉余仍然在对长江河口海岸做着深入的思考，勾画着上海未来发展的蓝图。
2010年，他向上海市领导递交了一份报告，指出长江流域的现状——上游蓄水、中游拦水，下游引水，加上跨流域调水，势必会对上海的供水产生影响。为此，他建议本市开展长江河口的系统监测、综合研究。这份报告得到了俞正声书记、韩正市长的批示。目前，市水务局正在开展系统监测，华师大专家则在做综合研究。
2011年，陈吉余又提出了在长江河口外建海上人工岛，打造“
长江口亚三角洲”的宏伟构想。
在地图前，陈院士为记者指出了这个亚三角洲的位置，它由长兴岛、横沙岛、横沙东滩、九段沙等天然岛屿和一个人工岛组成。根据设想，人工岛建在天然岛屿的东面、水深20米左右的海上，它的土地“原料”来自长江口的大量淤积泥沙，面积为40平方公里。在人工岛上，能建成一个水深在23米左右的深水大港，并通过隧桥，将人工岛与天然岛屿连接起来。
陈院士说，大小洋山港的水深是15米—16米，但如今集装箱船的运载量已达到18000箱，需要18米水深的港口，所以上海要建成国际航运中心，应兴建一个水深在20米以上的大港。不仅如此，人工岛一旦建成，还将与周边的天然岛屿组成串珠状的 “长江口亚三角洲”。经过围垦促淤，它的面积将达到500多平方公里。这块“长”出来的土地，有望带动上海新一轮的经济发展。
“
浦东开发已经20多年了，下一步上海将向哪里发展？我觉得就是‘长江口亚三角洲’，这是块宝地啊！在‘后浦东时代’、‘后洋山时代’，上海依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潜力！ ”陈院士的话语里，流露出兴奋和憧憬。
站在地图前的他，用手指圈点着他构想中的亚三角洲，让人仿佛依稀看到，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又一次来到了长江入海口，凭海临风，挥斥方遒……
■大事记
1941年 进入浙江大学史地系学习。
1945年 浙江大学史地系毕业，并考取浙江大学史地系叶良辅教授的研究生。
1949年 浙江大学史地系分为历史系和地理系，任职于地理系。
1950年 参与铁道部、中国科学院下达的湘黔西线道路地质调查任务。
1952年 院系调整，调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任教。
1953年 向淮河水利委员会提出用“圈堤蓄水”解决洼地洪水的意见。
1956年 接受中国科学院负责河口研究小组任务。
1957年 华东师范大学成立河口研究室，担任主任。
1958年 参与长江口第一次大规模水文测验和天津新港回淤研究。
1959年 建议开展全国海岸带调查（与尤芳湖联合提出）。
1963年 再度向国家科委海洋组提出开展全国海岸带调查。
1969年 崇明南门港施翘河深潭调查，提出坍岸对策意见。
1973年 上海金山石化蒲山湾建港调查，认为不宜建港。提出乍浦陈山码头方案，被采纳。
1979年 上书国务院建议开展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调查工作，同年国务院发文。组织全国海涂调查温州试点工作，担任调查队长。
1980年 全国海岸带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技术指导组成立，担任副组长。编写上海市海岸带海涂资源综合调查任务书，并担任技术指导组组长。
1982年 鸭绿江河口研究，参与丹东港建设研究。
1985年 负责上海市科委“三峡工程对长江口及上海地区生态环境影响和对策研究”，并任国家科委三峡工程研究生态环境专家组成员。
1986年 参与建设黄骅港建议，并参与黄骅港调查研究。
1988年 负责国家重大科学研究项目 “中国河口主要沉积过程及其应用研究”。
1989年 对黄浦江引水口上移发表意见，并提出引用长江水的建议。
1990年 建议在青草沙修建江心水库，把长兴岛建成上海市的水源岛。
1991年 首次提出将上海国际机场建造在海堤之外潮滩上的建议。
1992年 参与国家八五攻关项目“长江口拦门沙航道演变规律与深水航道整治方案研究”
1993年 提出开展海面上升对上海市影响的建议及对策研究，获市科委立项。
1994年 参加崇明总体规划研究，并对长江口越江工程进行重大技术经济综合研究。
1995年 再次提出浦东国际机场外移海堤之外的建议，被采纳。
1996年 提出浦东国际机场生态工程建议。
1997年 提出河口治理需抓住三个牛鼻子（三个分汊口）的理念。
2003年 建议修建南汇东滩没冒沙水库，经市领导批准立项。
2004年 建议进行上海市滩涂、湿地资源调查研究，经市领导批准立项。提出澄迈湾西部为海口枢纽港选址的建议，为海南省接受。
2005年 就青草沙水库和没冒沙水库建设问题提出“两库并存、多库联动”的意见。
2006年 向上海市领导建议对“长江特枯水情，对上海市供水安全影响”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获批准立项和产业部门的支持。
2007年 赴武汉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调研2006年长江特枯水情问题。赴重庆调研2006年长江上游大旱的旱情与水情。
2008年 向水利部领导提出“关于加强我国河口三角洲地区海平面上升问题及对流域洪涝灾害影响的对策研究初步意见”。
2010年 致函上海市政府《为应对长江流域蓄、拦、引、调复杂水情对河口的影响，亟需组织开展长江河口系统监测和综合研究的建议》。
2011年 向上海有关部门以及中国工程院提出《依托北槽深水航道，建设人工岛和开发亚三角洲》。
实录·我是研究河口的 （2011.07.05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口述者：陈吉余）
陈吉余简介
男，1921年生，江苏灌云县人。九三学社社员、中共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
学史地系研究生毕业。曾提出长江河口发育模式及自适应和人工控制理论，为长江口深水航道选槽和河口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建议利用潮滩建设浦东国际机场并主持九段沙生态工程，取得了显著社会经济效益。他倡导并参与了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1990年提出“干净水水源何处寻，长江河口江中求”的设想。近年来积极倡导建立长江全流域水资源综合调度系统。发表论著二百余篇。先后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项，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一、二等奖 18项，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名誉理事长。我是研究河口的。
到长江取水
袁念琪：青草沙水源地工程从开始提出设想到现在已经有20年了，当时是怎么提出的？
陈吉余：青草沙水源地工程的提出，实际上就是为解决上海的淡水资源问题。淡水资源在上海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业化进程加快，人口不断增加，水质就出现越来越下降的趋势。如到20世纪的50年代，苏州河就没有鱼了。到60年代，因黄浦江污染，江内没有鱼。受污染影响，一些污水被排放到江中，因而自来水厂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净化水。显然，上海的水质是上海城市发展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就提出能否把饮水口想办法改为临江取水。当时建设泵站取水，然而因污水的回荡，一直到吴泾。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取水口再向上移，移到哪去？移到金山铁路大桥那个地方取水。然而，污水回荡要到闵行，也临近大桥取水区。在1989年，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上海市科协）成立高级顾问委员会，是围绕解决上海水的问题而成立的。委员由翁史烈院士、我，还有其他一些同志来共同研究上海水的问题，李国豪院士是高级顾问委员会的组长。我们承担一个课题，做过一些调查。认为大桥取水是来源于淀山湖、来自黄浦江上游，但是淀山湖已经出现污染，大桥水质已经发现致突变性的物质。因此，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在这里取水。那么，还能到哪取水呢？到长江取水。因此，就提出向长江取水。可是，当时上海市的主管部门已经确定到大桥取水。在此期间，高级顾问委员会建议到长江取水。
到1990年春节之后，开市人代会之前，由上海市人大召开了一个有500人参加的“上海市人大扩大会议”，地点是锦江小礼堂，高级顾问委员会就由翁史烈、马元良和我去汇报。当时，我们准备带投影仪进行汇报，但会议没有允许，也没有给我们扩音器。只给我们三人一个靠门口的小桌子，只给了我 15分钟。500个人的会场，我声嘶力竭地讲了15分钟。当时，我就说这个引水地址的水是黄浦江的水，黄浦江的水从水量而言不是很高，水质也已经受到污染。淀山湖水质污染是控制不了的，因为江苏和浙江都要排污进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和市人大常委会请的一位管水的总工程师，把我们和常委会的委员请到太湖、苏州地区水系一带：“你看，水质多好。一到上海你们水质就不好了，要用太湖水。”那时候，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倪天增同志就把两个不同意见进行协调，相互交换。我就问这位总工：你在1989年4月发表的文章说太湖水少了，太湖水脏了，太湖水水质很差，需要治理。你4月份这样讲，而现在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讲太湖水好了，太湖水多了。我请问你，你半年是怎么把它治好的？他说：那是稳住领导，向领导要钱的。你看，有的科学家就是这么来应付领导的。
我们认为应该向长江取水。大桥水质已经受到流域的污染影响，而一些下游回荡污水上来。1989年夏天大旱，在这个段面上面，鱼漂了一层，连底栖的贝类都死了，证明不行啊。我们把这些情况反映了以后，受到关注。然而，市人大常委都是支持大桥引水。因此，以非常严厉的态度对我们进行批评。当中就有一位，把皮包一拉：“我有这样多的资料，难道还不如你们了解嘛？”我们受了指责，就撤退了。但是，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同志讲：饮水的问题，向长江取水，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4月，人大通过决议：大桥饮水。可是大桥的水质，上海市科协很多的学会都认为水质很差。污水回荡要回过去，将会吃脏水，花这样多钱去吃脏水。上海市科协在10月组织了7个学会，有环保、水利等，在4月20日，开了三天会。第三天下午，我说了两句“干净水源何处寻，长江河口江中求”。我说干净水只有到长江的江心去找，长江河口江心有一个青草沙，可以在那个地方，依托长兴岛建一个水库，然后用管道过江，就可以取到长江江心的水，那我们可以吃到干净水。我听说，后来是11月份有人打报告给上海市建设委员会，提出青草沙取水的问题。
袁念琪：市里正式决定到长江取水是什么时候？
陈吉余：因为这个事情需要做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上海市科委）组织了一些调研，2000年以后，上海市建设委员会也组织了调研。因为有些问题还没有完全研究，比如说饮水路径等问题。一直到2003年的时候，我又提出没冒沙水源地的问题。到2005年，对没冒沙和青草沙进行比选。2004年、2005年的时候，我在青草沙附近又做了一些水质和水库对河势影响问题的研究。到了2005年年底，由上海市水务局（原为上海市水利局）召集全国有关专家开了一个论证会。当时，我认为青草沙技术基本上可以满足了，没冒沙资料还显不足，大家也都这样认为。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先上青草沙，没冒沙继续再收集资料，大会也基本上这样决定的，我写的文章名字叫《两库并存，多库联动》，当面交给了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杨雄同志。
袁念琪：这是很大的一个思路上、战略上的变化，原来都是在黄浦江上面动脑筋。
陈吉余：这两个水源我们都需要。为研究水质的问题，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原水公司）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做了许多水质的控制、监测工作。因为咸水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所以要控制、检测盐度。特别是2003年做了一次系统的测验，在这个测验当中，取得了影响青草沙北支倒灌的系统资料，有的是咸潮从南港、北港上溯的。因此，对长江口咸水入侵的问题，我们许多同志都在做工作，很多单位都在关心。特别是原水公司，对这个事情最关心，所以，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袁念琪：科学决策是很重要的，早点采纳的话，可以少走很多弯路。陈吉余：因为他们当时只看到黄浦江一个源。
没冒沙
袁念琪：您觉得没冒沙也是一个很好的水源地，是在发现青草沙之后吗？
陈吉余：没冒沙的提出，当时我在医院住院，是2003年1月。上海市水务局原总工程师王振中和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上海实业半岛发展有限公司的楼惠甫，到医院里看我，说在没冒沙有一股淡水，在南汇东滩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建个水库。
我说，这个地方有没有淡水需要调查。于是，我就派了我的博士生去附近取水，经过化验以后，早中晚三次都有淡水。然后，不同的条件下又去取了一次，还是有。有的时候也有盐水，但盐水含氯度不大。因此，我就感觉可以，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既然有，淡水量够吗？基于此，由上海实业半岛发展有限公司出经费，我的博士生曹勇早上去，晚上回来，风雨不断，连续取水。到6月，我又用了四条船进行水文测验，几个月分析下来表明是可以建水库的。因此，
我给上海市领导建议没冒沙建立生态水库，可以解决浦东，特别是南汇的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和生态用水，因为我们浦东河水都是Ⅵ类水，那是很差的水。 袁念琪：没冒沙和青草沙相比，青草沙具有哪些没冒沙没有的优点，最后才确定到青草沙去的？陈吉余：青草沙有青草沙的问题。青草沙是在长江里建水库。水库建了以后对南北港河势有没有影响？会不会对北港产生冲刷问题？受到咸潮影响，蓄水避咸，能够抗多少天咸水？这些都要进行研究。为这些问题，原水公司做了2个物理模型，5个数学模型。对于南北港分流有没有影响？把这个问题就交给华东师范大学，我带了一批人去做研究。基本上了解了一下，问题不是很大。能抗多少天咸潮也由华东师范大学做数学模型，确定可以有68天底线。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做水库？怎么样过江？都做了安排研究。由于研究充分，资料齐全，因此获得通过。
袁念琪：没冒沙也是长江水，青草沙的水质要比它好？
陈吉余：青草沙水质当然是最好。
长江水
袁念琪：现在也有人担心，长江上游的污染会不会对青草沙水库的水质有影响？
陈吉余：
长江水不能吃，那我们长江流域就全部自己毁灭自己。所以，我们呼吁，中国只有一个长江。现在，沿着长江建工厂，往长江排污是不行的。从上海的角度讲，长江口江心水质最好。为什么？江心水的流速比较大，自净能力比较强，岸边总是会受到污染的，只有江心好。
我们非常关心上游的水。2006年，长江上游四川、重庆大旱，当我发现8月进入重庆段面的水量很少的时候，非常紧张。同时，沿江的枯水不断，出现了水位下降。8月底，我见到韩正市长的时候，就向他递交了一封信：长江上游大旱，中游水位降低，将来影响下游咸水入侵问题，希望市里面调查研究。9月我见到杨雄副市长，向他要了点经费再加上上海市科委的经费，组织人员从宜昌一直测流下来。所以说，我们对长江口的淡水资源一直是非常警惕的。我们发现上游筑了许多水库。那么，很多长江的水到了秋后都蓄到水库里面去，中游洞庭湖、鄱阳湖也是很重要的补给来源。长江中上游地区因为社会经济发展，需水量多，而这个水又不够，都想在河口把水拦起来。下游呢，为着工业发展，城市需水以及“引江济太”等等，筑了许多闸，造了许多涵洞。我们算起来，到了枯季，把所有长江水给他们都不够，还要跨流域调水。2010年年初，我们召开了院士会议，然后写报告给国家。另外，我又把这个情况向俞正声书记、韩正市长反映，需要对长江口水资源综合研究，要进行系统监测。书记、市长都批了函。现在我们正在策划这些工作，由上海市水务局负责，我们是做综合研究，做一些系统工作。我虽然90岁，还要想到大家吃水的问题，青草沙水库是不是满足了上海饮用水的需要？
上海有两千万人，青草沙解决1 000万人的吃水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如果有突发事件，怎么解决？这样大的城市不能出一点差错，水是最最基本的生存因素。我搞长江口研究几十年，时时刻刻关注着这个事情。
袁念琪：现在，上海是不是要准备一个备用的水源地？
陈吉余：这个问题，我想还是应该进一步研究。水源地要绝对安全，不能是相对安全。水资源的问题是一点差错都不能出的，就是这么回事。
袁念琪：现在这方面有打算、有行动吗？
陈吉余：青草沙水库的建成，大家都非常高兴，上海市有了这么一个亿方级的水库，以前陈行水库只有830万立方米。青草沙水库能够保证68天咸水包围都不怕，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大型水库。60多平方千米呀，十个西湖那么大。可以说，这也是上海的创举、中国的创举、世界的创举。在江心里面搞个水库，从来没有过。
袁念琪：国外有没有先例？
陈吉余：国外也没有。
袁念琪：在江心做水库，主要要解决哪些技术上面的难题？
陈吉余：水库工程技术是很艰巨的。要合龙，水流也很大，水要过江，还要建泵站，这些技术都是不容易的。想想看，从青草沙，然后是从长兴岛到南岸，这十来千米在江底下走。可见，中国的科学技术进步了。
多库联动
袁念琪：青草沙建成后，基本上一百年里或者更长的时间里，是能保证不会变化的？
陈吉余：当然。
青草沙水库建成以后，也还有许多问题要进行研究。随时要检测咸水入侵或咸水倒灌问题，要研究长江流域来水、来沙对长江口的影响，要研究海平面上升对长江口的影响。另外，水源地的管理问题。水源地不能受到附近的污染。我们是在河口地区，好多污水不是我们这儿来的，90%以上都是上游来的，我们控制不了的。但是我们要检测，要随时反映，随时往上报。水库容积很大，也要研究水库本身控制富营养化的问题，这些问题都要做。要检测好，要管理好。还有1 000万人的饮水要靠我们，我们要保证上海市的饮水安全，从生活上来讲的话，水质也是优良的。所以，我们经常讲天要更蓝，水要更绿；讲水要更清，地要更绿。这是我们大家追求的美好的上海环境。
袁念琪：科研部门对还有1 000万人的吃水有什么打算？
陈吉余：我想，黄浦江现在还在用，还在解决一些水质的净化问题，应该会逐步解决这些问题。有了青草沙水库，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母库，还可以有许多的子库，多库联动。
袁念琪：刚才您讲“多库联动”，那没冒沙以后发挥什么作用？
陈吉余：关于上海供水，全国专家开会时也都提到“多库联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青草沙水库先上，没冒沙还在继续收集资料。在规划的时候，留有没冒沙的库址、水库的范围。现在对上海水资源的问题一定不能掉以轻心，水是不可代替的。
袁念琪：国外的大城市，比如纽约，是怎样解决城市供水问题的？
陈吉余：他们有很多水源、水库。他们的库容比我们大得多啊！
袁念琪：他们的水源是从山上来，不是从江里面？
陈吉余：像我们这样人口密集的城市是比较少的。当然，我们很多水库也都是在上游。
袁念琪：现在，青草沙水库第一期建成了，水也送了过来。听到这个消息，您心情怎么样？
陈吉余：我感觉非常高兴。我们多少年的心愿、多少年的理想现在实现了。我们上千万人吃到长江的江心水，这是多么伟大的事业。当然还要看到，我们任重道远，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陈吉余 （2012.07.09 灌云史志网）
http://www.gyszw.cn/?thread-1212-1.html 陈吉余，1921年出于江苏省灌云县，年轻时就读于江苏省立东海师范，1945 年考入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地貌专业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52年调入华东师范大学至今。
陈吉余教授是国内外著名的河口海岸学家，是我国河口海岸理论应用于工程实践的主要开拓者、知识经济的代表。他创建了我国最早的河口海岸研究机构、发展了以动力、沉积与地貌相结合的我国河口海岸学科体系，组建了河口海岸动力沉积与动力地貌综合国家重点实验室。他长期工作在科研教学第一线，在河口治理、海岸工程、沿海港口发展、洪涝灾害防治、水资源利用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多年来，陈吉余教授承担了国家多项重大科研任务和生产建设项目，完成研究报告60余种，发表论著150余篇（部）。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省部级和科技进步一、二等奖15项，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等荣誉称号。1996年，他以75岁高龄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他现为中国河口海岸学会理事长、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由于他所从事的研究学科和千丝万缕的故土情结，使他与我们连云港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以崇高的声望和客观严谨的科学态度，为连云港的发展和腾飞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更以不知疲倦的双腿，精心丈量了祖国的万里海疆，留下了一篇篇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传世杰作。
陈吉余教授的祖父陈百川先生是苏北地区的知名人士。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史地系。抗战初期，率领众乡亲，打响了灌云县人民自发抗日的第一枪，此役也是江苏农民自发抗击日寇的第一仗。先辈的铮铮铁骨给少年时代的陈吉余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同时也熏陶培养了他爱国爱乡的高尚情怀。几十年来，不论他身在何处，都时刻关注家乡连云港的建设和港口海岸的发展情况，陈教授认为：连云港市应该“城以港兴、港为城用”，努力提高城市利用港口的程度；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和港口发展的配合；在开拓港口腹地，增加货源的同时，要大力发展港口的加工制造业，以此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要大面积发展海洋养殖业，并重视海洋环保工作。
多年来，陈吉余教授因工作的需要曾考察过国内外许多著名的港口，他说：“现在世界各地港口竞争都很激烈。但连云港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优势，家乡人民应该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速度，把连云港真正建成东方的鹿特丹。”
作为一名连云港人，陈吉余教授时刻都在关注着家乡的建设与发展。1973年，当周恩来总理提出大力发展港口建设的构想时，对于连云港是否适宜建万吨级港口，当时一些专家存有疑虑，甚至有人提出“连云港回淤严重，搞不好就会成为第二个天津新港。”
在此决定连云港发展命运的关键时刻，陈吉余教授简捷有力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连云港海岸的泥沙是与黄河水密切联系的。黄河自1128年从江苏入海以来，带来了大量泥沙，堆积到苏北平原的许多地方，但从1855年起，黄河就改道由山东流入渤海。近百余年中，苏北三角洲海岸已后退十七八里，泥沙呈南北搬运趋势，从连云港市小丁港向南，锈针河到兴庄，海岸均是冲刷的。为了明证自己意见的科学性，陈教授和海岸研究所的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做了大量的现场调查和科学试验，打消了部分专家的重重顾虑。此后，连云港的建港问题便被摆上了国家有关领导的议事日程。
80年代中期，国家正准备加大对连云港港口建设的投入，这时，围绕着连云港的建港问题，又有人旧调重弹，甚至直接写信给中央领导人，说连云港是淤泥质海岸，地基地质软，一旦遇到风暴潮，就会淤塞航道港池......一言以蔽之，就是连云港根本不具备建设深水大港的条件。
听到这个消息后，陈吉余教授立即带领河口海岸研究所的虞志英、王宝灿、陈德昌等专家，专程来到连云港港口进行勘探调查，他们在苏北废黄河口投入了一万个贴有标记的漂流瓶，经观测，发现漂流瓶绝大部分漂向外海，只有一小部分绕过东西连岛进入港区。试验再次证明，连云港海岸的泥沙是经过二次搬运带来的。为了慎重起见，陈教授又搜集了卫星遥感拍下的港口附近海域的照片，经过反复研究，证实了连云港附近海域确实没有新的泥沙来源，海峡内冲淤平衡、略有冲刷，完全具备建设深水大港的条件。
从此，连云港的港口建设才真正步入快车道。
面对着新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日新月异的变化，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陈吉余教授为此付出的心血和努力。
去过上海浦东的人，无不为那大鸟展翼般的浦东国际机场而深深折服。然而有谁能相信，这充分体现了21世纪人与自然完美结合、如今已成为上海浦东标志性的建筑，在它诞生的过程中，是一双学者的手，把它向大海推进了700米。正是微不足道的700米，却使国家节约资金数十个亿。
而这位以知识为杠杆力拨千钧的学者，正是我们江苏连云港人——陈吉余教授。
1989年，改革开放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中国沸腾了，上海沸腾了......
沸腾的上海，呼唤着现代化的航空港，以期与其国际大都市的地位相匹配。于是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浦东国际机场，进一步发挥浦东改革开放的龙头作用，推动上海、江苏和长江三角洲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一事早已列入上海市政府的规划。1990年，上海市有关部门经过筹划论证，拟定把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建在川沙城厢东境，在濒临长江的海堤之内。
在幅原辽阔的中国，建一个浦东机场，其实也算不上一件特别的大事。选址何处？合不合理？科不科学？这与普通的市民确实关系不大。然而对于生性忧国忧民的陈吉余教授可就不同了，尽管组织上没有交付他浦东机场选址的调研任务，可他一听到机场选址的消息就坐卧不安，凭着多年的实践经验和专业敏感性，他意识到这不是一个最佳方案。他想到建造在海滨沼泽的纽约肯尼迪机场、日本成田机场，还有海岸外水深20米外建筑的日本大阪关西机场，心里久久难以平静，上海的东边有大面积的滩涂可供开发利用，可我们为何偏要占用寸土寸金的熟地呢？
年已古稀的他，经过几天的苦苦思索和周密的论证，于12月20日急急赶写了一份《将上海国际机场建造在海堤之外潮滩上的建议》，着重地递交给了上海市科协。建议在川沙、南汇交界处海堤之外，选择潮滩适当地点建造机场。并指出此举可以节约熟地近万亩，可以预留滩涂，以备机场发展之用。并可与长江口的整治相结合；且海堤之外没有高层建筑和人口设施的干扰，有利于航行安全，更可减少城市的噪音污染。
时间转瞬到了1995年，浦东国际机场项目正式启动了，但陈吉余教授的建议却并未被采纳，机场仍定在江堤之内。听到这一消息后，陈教授忧心如焚，彻夜难眠。1995年8月31日，他连夜再书《建议》并直接致函上海市市长徐匡迪，以翔实的科学数据和具体实例，力陈机场迁址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必要性。这份建议引起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10天后，陈教授就接到了徐市长的电话：他的建议已被采纳，机场规划范围向海边平移700米。也就是这区区700米的平移，就节约了耕地7488亩，机场因此还增加面积7平方公里，通过围海促淤，还有18.8平方公里的土地留作机场后期工程的备用。不仅如此，还避免了原址望海路附近1万多人口的拆迁安置。
对于陈吉余教授这一建议被采纳后的价值，各大新闻媒体报道时，有的估测为30亿，有的则认为超过60亿，广州国际华侨投资公司的罗广生经理则认为这些提法都欠准确，他说：机场东移的重要价值在于节约了大量的熟地，避免了浩大的拆迁和安置工作，从长远看，它不仅有利于长江口的治理和沿海滩涂的资源开发利用，也有利于原定场址周边区域大面积土地的充分开发，更有利用机场飞机的起飞和降落的安全，所有这些，并非能以金钱来衡量的。应该说，浦东机场东移后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是无法估量的。
事实胜于雄辨，陈吉余教授确可堪称我国前瞻型、战略型、屡建奇功的科学家。
奇功之一：早在1947年3月，年轻的陈吉余就在《浙江学报》上发表论文，破天荒地运用动力地貌学观点，科学地将钱塘江河口划分为动力地貌特征、泥沙运移与河槽变形、沙坎的形成及历史演变进行了开创性的科学探讨。1963年，他依据该河口的演变趋势，科学地提出了“对钱塘江河口治理方针”，这一方针已成为钱塘江河口治理研究者们的共同理念，一直沿用至今。科学地解决了钱塘江河口的治理难题，为杭嘉湖人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奇功之二：1973年，上海金山石油化工总厂原油码头计划在蒲山湾兴建，应邀作技术论证的陈吉余教授在进行水文调查时发现，蒲山湾水流混乱，有六条水流口相互窜来窜去。特别是进口东侧的棺材礁一带，水深40米，漩流湍急，千吨指挥船进入舵都失灵了，把那久经风浪的老船长都吓得脸色煞白。陈吉余教授不顾那个年代有可能定为反革命的危险，断然否定了蒲山湾的选址，提出从陈山伸出引桥，在深水修建码头。如今，陈山码头已使用24年，依旧运营良好，为金山石化建设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陈教授因此也开创了在杭州湾强潮海湾建港的先例。
奇功之三：1969年，在崇明县的南门港外，有段江岸出现了一个深55米，长10多公里，宽近2公里的水下深潭。一时间，各种迷信的谣言纷扬四起。有关部门怕深潭会危及南门港的安全，拨出专款250万元准备对江岸进行防护。陈吉余教授闻讯前往调查，依据他的动力地貌学原理，他对陆地和海上的测量资料以及深潭的成因和发展趋势进行综合分析，他认为深潭水流的冲刷已到了极限，断言深潭已不可能扩大，不会影响南门港，更不会像谣言盛传的那样威胁到崇明县城，因此只需适当加固现有的两条丁坝即可。有关部门采纳了他的意见，仅用40多万元加固丁坝。几年不到，深潭就被泥沙填得无影无踪。这一建议就为当地节约了200多万元。
奇功之四：早在1959年，陈吉余教授就和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的尤芳湖先生倡议对我国海岸进行综合调查。1979年，陈教授以“国家科委海洋专业组成员、河口海岸分组组长”的身份，就海岸带调查一事直接上书国务院，不久，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全国海岸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工作正式开始。这次调查从试点、推广到结束历时七年，调配结果为我国合理开发海岸带资源和保护海岸带环境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还为天津开发区选址、广深和广珠高速公路选线等一系列重要工程提供了系统的资料和依据......仅海岸带开发利用实现的经济效益，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88年就已高达29亿元。
如果说，半个多世纪以来，陈吉余教授在我国河口治理、海岸工程、沿海港口发展、洪涝灾害防治、水资源利用等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是一座座令人仰视的青山，那么，作为一名为人师表的教育工作者，他那坦荡无私的心胸就是一片广阔无边的碧海。
1960年，刻苦专研的陈吉余，耗时百余天，撰写了一本有关海岸动力地貌的讲议，不料时隔不久，便被人改头换面据为已有。知情者对此义愤填膺，作为受害者本人，他却淡然一笑地说：“这最起码说明他是十分看重我这讲义的。他在尽力传播我的学术观点呢。再说，这对扩大教学的面也是有益的嘛。”
1995年，他那《将上海国际机场建造在海堤之外潮滩上的建议》被采纳了，创造了几十亿的价值，可他本人仅仅得到5000元奖金，某报记者欲为他大张旗鼓地呼吁鸣不平，可他却婉然谢绝了。他说：“作为一名搞研究做学问的人，是不会看重奖金多少的，我看重的是自己的研究成果是否被社会承认了？对国家的贡献有多大？再说，一个人如果过分追求名和利，他还能有精力和心境搞科研吗？”
多年来，陈吉余教授为国家为人民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先后培养了硕士、博士研究生30余名。他还利用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通过各种渠道与美国、日本、荷兰等国有关方面交涉，由外方提供奖学金，先后送出深造的学者和研究生32人。他亲自找杨振宁博士就送出去5人，却始终没有留一个深造的机会给自己。而这32名曾经深深受益于他的人，其中就有一位是文革时审查他的专案组长。文革结束后，在任何场合，陈吉余教授至今也未对此人流露一丝怨言，有人对此不理解，陈教授却说：“在那样特殊的气氛中，一个人做错事是可以理解的，再说，他也只是一名执行者嘛。”
就是这样，陈吉余教授碧海般的胸怀能融化人世间任何不平和私怨。
